熊 建

喻昌最受不了的是那些误人的庸医。

作为明末清初的一代名医，喻昌医术精湛，活人无算。同时代的著名文人钱谦益曾求医于他，结果不药而愈。钱谦益非常感佩，称其为“圣医”。

在行医过程中，喻昌一直秉承“医之为道大，医之为任重”的信念，认真看病，可耳闻目睹的，却又有很多乱象——“医以心之不明，术之不明，习为格套，牢笼病者”，以至于“遮天蔽日，造出地狱”。意思是说，有的医生医德医术两亏，不懂辨证施治，只知照本宣科，患者好像被置于牢笼之中，不得解脱。

行了一辈子的医，喻昌决定著书立说，给那些庸医上上课，于是，便有了《医门法律》。该书在清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刊行，喻昌时年74岁，正是学术思想、临床经验最成熟的时期。

书名啥意思？医界的法与律。法，指的是按中医理论制定的辨证论治的法则、方法；律，指的是医生临床治病的注意点、应该自我约束的行为、不应该出现的行为等。在古人看来，看病就好像审判案件，“律者，明著医之所以失，而判定其罪，如折狱然”，必须慎重以待。

比如，在卷一中，喻昌强调临床望诊察色的重要性，主张察色要与望神相结合，以观察气血之盛衰。最后，总结出的“律”是：“凡诊病不知察色之要，如舟子不识风汛，动罹覆溺，卤莽粗疏，医之过也。”意思就是，看病不察气色，好比行船之人不管风情汛情，很容易翻船溺水，如此鲁莽粗疏的做法，是医生的过失啊。

就主要内容而言，《医门法律》分为6卷，对中医四诊法——望闻问切进行详细论述，对中医主要概念比如“顺应四时”“因地制宜”“正治反治”等进行阐发，并通过建立中风门、伤燥门、疟证门、痢疾门、咳嗽门、消渴门等对临床常见病证，从病因病机、治法方药、禁忌以及医生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等方面进行论述，为医生临床诊治疾病创立规矩和准绳。

在行文走笔中，喻昌每每联系《黄帝内经》等经典以及张仲景等前贤的论述，融入儒家与佛教思想，并胪列自己的心得体会与临床经验，使得《医门法律》具有很高的思辨性和实用性，可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。

对此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点评道：“昌此书乃专为庸医误人而作。其分别疑似，既深明毫厘千里之谬，使临证者不敢轻尝。其抉摘瑕疵，并使执不寒不热、不补不泻之方，苟且依违迁延致变者皆无所遁。其情状，亦可谓思患预防，深得利人之术者矣。”十分贴切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喻昌非常重视医德的涵养。在书中，他谈道：“医，仁术也。仁人君子必笃于情。笃于情则视人犹己，问其所苦，自无不到之处。”他希望医生提升共情能力，多换位思考，关注患者的苦恼。这与今天医学界倡导的医学人文、叙事医学，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比如，喻昌重视四诊法中的问诊环节。问诊之时，医生要全神贯注，“闭户塞牖”，关好门窗，避免外界干扰；对患者的病情，要“数问其情，以从其意，诚以得其欢心”，多问问病情，多聊聊心情，以获得患者的信任。如此一来，“问者不觉烦，病者不觉厌，庶可详求本末而治无误也”，意思是医生要会“聊天”，问的人有心，讲的人有意，医患融洽，这样大概就能把患者病情摸清，治疗也不容易失误。

多年的行医经历告诉喻昌，“人多偏执己见，逆之则拂其意，顺之则加其病”。有的患者很固执，逆着他吧，他不高兴，顺着他吧，会加重病情。“然苟设诚致问，明告以如此则善，如彼则败，谁甘死亡而不降心以从耶？”如果医生以诚心设问，双方关系和谐，明着告知，这么干好，那么干不好，谁甘愿冒着生命风险而不放弃成见听从医生呢？

即便今天，患者依从性差的问题，总是让医生头疼。患者为啥就不遵医嘱呢？喻昌的说法，提供了一种分析思路和解决之道。

总之，医学人文、叙事医学虽然是由现代医学提出来的概念，但在中医学的漫长发展过程中，喻昌为代表的中国医生，在《医门法律》为代表的医学典籍中，已经探讨了相似的论题，并总结了临床上的应对之道，具有穿透时空的价值和魅力，值得深入挖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