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首席记者 张端 实习生 郭雅雯

“1921年7月，我的爷爷刘天章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陕西最早一批共产党员。”刘天章的孙子刘西平老人拿着刘天章烈士的照片告诉记者，“1931年，爷爷在山西太原牺牲，他的一生短暂而辉煌，为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”

加入中国共产党

盛夏五月的一个午后，记者在高陵区北街村幽静的刘家院子里，见到了75岁高龄的刘西平老人。说起爷爷刘天章，老人满怀崇敬之意，顿时陷入深深的沉思。

“1896年12月，我爷爷刘天章出生在高陵县高刘村一个农民家庭。由于年少家贫，直到14岁，爷爷才到三原县城一所小学读书。1914年，考入西安三秦公学留日预备科。他刻苦勤奋、博闻强记，学习成绩优秀，深受老师同学的赞许。”

青少年时代的刘天章，目睹清末政治腐败，渐渐产生了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。“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爷爷毅然剪掉辫子，响应和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。1918年，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，两年后进入化学系学习。在此期间，他广交师友，建立学生团体，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。‘五四’运动时，爷爷是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，也是中坚骨干，多次组织学生上街演讲，要求北洋政府收回青岛主权，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。为此还遭到警察逮捕，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，不久获释。”

刘西平老人告诉记者，1920年1月，刘天章和杨中建、李子洲等将旅京学生团改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，创办《秦钟》月刊，向陕西人民传播新文化、新思想。后参加了李大钊、邓中夏等在北京组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少年中国学会，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。“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，他结识了恩师李大钊，经常向他请教疑难问题，共同探讨中国革命现状和发展趋势。1921年7月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，经李大钊介绍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陕西最早一批共产党员。从此，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，交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。”

投身革命洪流之中

1921年10月，刘天章和旅京进步青年一起创办了《共进》半月刊杂志。在此基础上，1922年10月，成立了政治性的革命团体——共进社，被选为常任主席兼《共进》半月刊编辑主任。

《共进》宣传马克思主义，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。自创刊到1926年10月被反动军阀查封，共出刊105期，是当时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步刊物之一，国内发行到陕西、天津、上海、武汉、广州、开封、南通等地，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共进分社，国外发行到日本和欧洲许多国家，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有力的战斗作用。

1924年，“共进社”已发展成为我党得力的外围组织。设立党支部后，刘天章先后介绍了武止戈、邹均、李子洲等人参加了党团组织，引导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。

1924年，刘天章从北京大学毕业，随即开始协助李大钊做党的地下工作，兼任北京反帝大同盟组织秘书。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的惨痛教训，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。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确提出建立革命武装的主张。这年6月，他力排众议，投笔从戎，经组织同意，取得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支持，在该军创办学生军，亲任学兵队队长。接着，又在学兵队建立党支部，又亲任支部书记，先后招收士兵500余人。他还积极从事开封地区的党团组织创建工作，到1925年，团员发展到近百人。并协助当地团组织成立了共青团开封地委，将一批优秀团员及时转为党员，建立了党支部（后改为中共开封地委）。

据刘西平老人介绍，党团组织建立初期，活动经费十分困难，刘天章一方面四处借债设法予以解决，另一方面自己节食缩衣，拿出薪金作为活动费用。以至河南党组织负责人给中央的信中曾说：“目前在开封负责者，以及我或暂时来工作者，一切费用均系刘天章（队长）私人……长此靠他个人维持殊非妥当办法”。

1926年，国民二军因在同奉系、直系军阀作战中失利，退出河南，刘天章亦因病回到家乡休养。1927年，中共陕甘区委成立，任区委候补委员，不久又兼任由共产党人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名义创办的陕西《国民日报》社社长。《国民日报》从创办到被敌人破坏停刊，共约半年时间。它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，对蓬勃兴起的工人、农民、妇女、学生运动以及各界人民联合会进行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，作了热情宣传报道，又以极大的义愤声讨和揭露了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，喊出了“打倒蒋介石就是护党”的口号，成为当时陕西地区销量最大的报纸。

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陕西《国民日报》遭到破坏停刊，刘天章和报社其他负责同志被捕，先后被押解多处监狱。他坚贞不屈，在狱中建立党支部，团结带领难友与敌人进行斗争，直到1929年冯玉祥与蒋介石分裂，才得以恢复自由。出狱不久，党组织先后派他在中共顺直省委和互济会工作。这年秋天，他代表北方各省市党组织，出席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互济会代表大会，并介绍了经验。

牺牲在山西太原

1930年9月，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，纠正了“立三”路线。会后，中央把山西作为北方革命的重点，决定将山西特委改为山西省委，派刘天章担任省委书记。

彼时，山西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，太原仅剩党员20余人。经过刘天章和省委其他同志半年多的艰苦努力，山西地方党的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。到1931年4月，太原党员发展到105人，团员31人，全省共有党员268人，建立了5个地方党部和21个支部，设立了秘书处和党组织秘密活动联络机关“并州养蜂场”。

“爷爷到山西后，一面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，一面狠抓工农武装暴动工作。到1931年夏，驻晋军阀部队中，党的地下组织有了新的发展。仅驻平定高桂滋部就有党员五六十人之多，不少营、连、排长都是党员担任。驻汾阳的冯玉祥部队千余名军官学员，党员就有200多名。”刘西平说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，1931年5月，在孝义县和中阳县交界的楼底村正式成立了近200人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，这是华北地区第一支红军游击队。从此，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初步形成且日趋发展。

吕梁山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，震惊了山西反动统治者。他们派兵万余人前往围剿，晋西游击队终因寡不敌众，转移至陕北清涧、安定（今子长县）一带。刘天章将晋西游击队及党组织关系交给陕北特委领导。之后，晋西游击队转战到达陕甘边的南梁，与刘志丹领导的部队胜利汇合，成为刘志丹、谢子长领导创建的西北红军的一支骨干力量

1931年7月，在刘天章和特委的组织领导下，在平定爆发了高桂滋部的武装起义，次日宣告成立了华北地区最早的一支工农红军——红24军。部队转战到河北阜平县城，在这里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北方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——阜平县苏维埃政府。闻讯起义失败后，刘天章日夜兼程，前往陕北准备招拢部队，直接指挥，后又重返太原。由于叛徒出卖，他与阴凯卿、任国桢等负责同志相继被捕。

敌人多次对他进行了审讯，他严守党的机密，坚不吐实。在诱降失败后，敌人变本加厉对他进行迫害。坐老虎凳、压杠子、灌辣椒水、抽皮鞭等种种酷刑都用尽了，他总是以“不知道”“没有”“不明白”回答。“一次，敌人用烧红的铁链盘绕在爷爷腰间进行逼问，他咬紧牙关、一言不发。施刑的敌人大为震惊，烧烙铁还要发出响声，何况他是一个人，连口气也不出，共产党人是铁汉啊！”刘西平说。

施行种种酷刑仍一无所获后，敌人又将他和阴凯卿、任国桢等人移交给新成立的山西临时军法会审处继续审讯。刘天章把法庭当成战场，对审讯提出的问题逐条据理驳斥，义正词严地质问敌人：“共产党救国救民，拯救民族危亡，何罪有之！”于是，丧心病狂的敌人判处刘天章和阴凯卿、任国桢等同志死刑。刘天章深知敌人要下毒手，牺牲是不可避免的，赴刑场前，他脱下穿在身上的破毛衣，交给狱中的党员，请转交给党组织，作为他最后的党费。

1931年11月13日，刘天章和阴凯卿、任国桢惨遭枪杀，壮烈牺牲，时年35岁。刘西平说：“全国解放后，山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找到了爷爷的遗骸，在太原的双塔寺修建了陵园。1956年清明，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，永志纪念。”

后世子孙多是共产党员

刘天章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，但他的家人和子女并没有被吓倒，而是更加坚定地跟着党，踏着他的足迹，高举红旗、勇往直前。

“奶奶是一位没有文化的小脚女人，但她深明大义，无论是爷爷在世时因忙于革命工作长期远离家乡，还是在爷爷牺牲后的岁月里，她默默地以孱弱的身躯扛起家庭生活重担，含辛茹苦抚养子女，长大后又让他们一个个为革命事业作贡献”刘西平说。

刘天章的大女儿早在193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当时年仅17岁。“那是爷爷遇害的第二年。当时，家人还不知道爷爷牺牲了，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寻人启事。直到多年后，才听闻爷爷在山西牺牲的事实。爷爷的儿子刘德生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义无反顾投身革命；小女儿刘佩茵也于1958年入党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。在爷爷和父辈的影响鼓舞下，我自己、我的儿子、儿媳妇……子孙后人继往开来、薪火相传，先后已有十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”

如今，刘西平老人也已经75岁高龄，说起先辈仍然激动不已。“爷爷刘天章烈士不仅是我的亲人，和所有革命烈士一样，他的一切属于党、属于人民、属于整个中华民族，他们的英名值得永远受到人们的尊崇，他们的形象值得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。”

来源：西安日报